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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诗性文化”
2012年3月16日 11:38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
如果一个德国人遭遇挫折，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如果一个中国书生科场失意，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写一首诗——中国古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
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
今天，诗性文化对于我们的时代有何意义？《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在平仄回响的诗性文化中，追寻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
中国文化是从 “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是诗性文化
解放周末：您曾是一位诗人，多年来一直研究诗歌美学与文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刘士林：对我而言，“诗性文化”概念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纯乎偶然”。1990年前后，当时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意大利学者维柯的著作《新科学》，他在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的概念，在这个观点的启发下，我几乎是带着几分“诗意的迷狂”撞进了诗性文化之门。
解放周末：维柯带给您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
刘士林：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古代各民族都以“诗性智慧”的精神方式创造了最初的文化模式。在人类文明之初，由于具有反思功能的理性意识尚不成熟，人类不能区别主体与对象、感性与理性，而只能借助诗性智慧来思考和创造。诗性智慧，从人类学上来说，类似于人类学家讲的原始思维，从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讲的“艺术思维”。这与我们当时都把西方理性哲学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源头有质的差异，同时也为重新理解东方文明、特别是有“诗的国度”之称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
解放周末：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这种不区分自然与人、个体与他人，甚至不区别生与死的生命方式。 “诗性智慧”这一人类最初的智慧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刘士林：诗性智慧正如庄子说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曾是人类在远古洪荒年代共同的生命方式。随着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及大洪水时代到来，直接摧毁了原始社会异常丰富的食物资源，终结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流的原始和谐关系，人类开始走出自然界；再加上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对生活资料的激烈竞争，促发了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
在这两种经历后，人类开始面对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 “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欲壑难填。
解放周末：对于这样的变化，不同民族和文明又是如何回应的？
刘士林：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产生了四种回应的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人这个“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三是希腊类型，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人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和紧张。第四种是中国类型，这是一种诗性智慧的反应，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对立。
可以说，这是一种找回诗性智慧或重建原始和谐的努力，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不愿割裂原始人群遗留的血缘亲情；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又希望能保持与大自然固有的亲密与和谐关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是诗性文化。
在古代，诗性文化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我们民族的最高生活哲学
解放周末：回顾历史，中国曾是一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度，诗性文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又是如何表现的？
刘士林：如果是一个德国人遭遇了挫折，我想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音乐中德国是“一切民族之王”。而一个中国古代书生要是科场失意，他往往用诗歌来排遣解忧。中国古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为了窥探到中国文化的诗性本质，我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过“诗”的文化本源。
解放周末：在其中您看到了什么？
刘士林：由于古代诗歌理论不发达，“诗”的真正意思一直是个谜。在甲骨文里我们没有看到“诗”字，只有一个相近的“寺”字，后来很多人都认同了“诗者，寺人之言”，也就是说，“诗”就是“寺人”说的话。
解放周末：这个“寺”的本义何在？
刘士林：对甲骨文里的“寺”，在当代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以人类学家叶舒宪为代表，他把“寺”解释为类似于后代的“宦官”，进而从“性文化”、“生殖崇拜”的角度解释诗。我则更倾向于从“食文化”角度理解诗。
具体说来，甲骨文中的“寺”在字形上从“手”和“足”，“手”和“足”在上古是主要的度量工具和标准，“手”是分配食物（即生活资料）的量器，“足”是丈量土地（即生产资料）的工具。当然，这“手”和“足”也不是一般人的，而是特指部落酋长或首领的，这些掌握分配权力的人就叫做“寺人”。由此出发，我把“寺”解释为中国最古老的食物和土地分配体制，而“寺人”在分配时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说唱，所以他们的唱词，就是最初的诗。
解放周末：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寺”又怎么变成后来的审美的“诗”？
刘士林：根据我的研究，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殷周之变。从商人的“重鬼神”的宗教性歌舞到周人的“重现实”的仪式性歌舞，“诗”由此贴近人间和实用。二是周秦之变。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周代复杂的“用乐”制度流散，导致“音乐”和“诗歌”分家，“诗”从具有明确政治功用的“乐舞”中独立。三是魏晋之变。到了魏晋时代，诗歌主要不再承担伦理教化作用，抒情与审美功能分化出来，与现代的诗歌越来越接近。
解放周末：这与我们认为的“诗就是审美的”有很大不同。
刘士林：这是对诗性文化的一个现代性误解。一般人多把它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抒情艺术，只产生愉悦或宣泄情绪的审美功能。但实际上，诗性文化更重要的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功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看，“诗”从一开始就是食物分配制度的符号表征体系，后来又发展为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系统，《乐记》中讲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毛诗序》中讲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讲的都是中国诗歌特有的“诗性政治”与“诗性伦理”功能。其实，诗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限于此，作为一种深层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诗性智慧建构和塑造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实践方式和文化创造模式。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
刘士林：这可从三方面看，首先，在人与自然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其次，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再次，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诗性文化以独特方式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所以在古代，诗性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最高生活哲学。
既要清除诗性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又要努力使它成为疗救“现代病”的精神资源
解放周末：诗性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当代后工业社会，诗性文化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刘士林：我曾用“情感的芦苇”和“思想的芦苇”来比喻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情感的芦苇”是以诗性文化为代表的感性、直觉的思维方式，“思想的芦苇”是以西方理性文明为代表的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现代文明是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历史进程，这是“情感”发达、“理性”不足的诗性文化在现代世界处处遇到障碍和麻烦的根源。 “五四”以来，尽管时间已过去百余年，但由于并没有真正完成理性启蒙的任务，使我们很难理智地剖析社会转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这当然和诗性文化的积淀过于深厚相关。我也一度对此十分悲观，甚至认为诗性文化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
解放周末：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诗性文化是否会像《广陵散》，“于今绝矣”？
刘士林：当然不是。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与反复之后，我认识到，其实包括诗性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各有各的局限性，也各有其无法回避的现代性困境。胶着于“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诗性文化而言，既要捍卫它的存在与尊严，又要努力展开对它的批判和改造。
诗性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内部既有高度发达的审美机能和诗性精神，同时也有在诗性文化霸权话语下不发达的实用理性机能和实用理性精神。一方面，我们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华民族就需要完成理性的启蒙，因此我提出要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来补充诗性文化的理性不足；但另一方面，诗性文化尽管不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启蒙”的要求，却适应了后工业时代追求“生活质量”的审美主题。对诗性文化，既要积极探索如何清除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也要努力使它成为疗救现代社会病与文化病的精神资源。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诗性文化在当下具有“治病”的功能？
刘士林：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显露和现代社会病象横生，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从历史进程看，工业文明的结果是人类主体性的无限膨胀与自然环境资源的恶性损耗，但诗性文化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却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历史实践方式。尽管它也是改造、征服自然的，但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人类的贪婪，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是诗性文化治疗“社会病”的价值之一。
解放周末：具体怎么治疗“文化病”？
刘士林：今天，我们面对着西方强大的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现代文化就很容易在理性冲动中变得机械、僵化，而后现代文化也时常会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因此，中国的诗性文化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它揭示了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这就有可能走出西方现代的“非理性异化”和后现代的“肉身的沉沦”。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当代文化，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
守护诗性文化，就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在唐诗宋词的平仄中踏响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
解放周末：当下我国提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否意味着诗性文化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刘士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两个词引人注目，一是“文明的冲突”，二是“文明的对话”。无论你赞同何者，最重要的是先弄清什么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只有这样，才可能发生真实的对话，否则上演的只能是“三岔口”闹剧。
在我看来，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是诗性文化，西方是理性文化。今天看来，最大的问题是理性文化的霸权化，它对诗性文化的误读与“现代阐释”，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诗性文化普遍的茫然无知。
解放周末：具体表现在哪里？
刘士林：以我个人的经验看，我给学生开《中国诗学》时，第一节课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有没有谁通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 ”但悲哀的是，这么多年过去，至今仍没有碰到一个学生站出来说我读过。我想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审美观念、审美心理上普遍“西化”，他们已很难在唐诗宋词中找到令人激动、愉快的东西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得音乐美的耳朵也毫无意义”，这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剩余精力与时间花费在文化快餐上的深层原因。这当然是令人悲哀的，如果一个身上流淌着诗性文化血液的民族，只能与西方文化的“情”与“理”交流与共鸣，《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只能尘封在图书馆里，这不仅只是一种尴尬与悲哀，更重要的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解放周末：只有自觉我们文化的根在哪里，才有与世界交流对话的前提。
刘士林：今天提出的“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在本质上是“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就要求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我以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
解放周末：守护诗性文化，我们该怎么做？
刘士林：我想，最基础的是认识与了解它。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唐诗和宋词是中国诗性文化发展的巅峰，都凝聚着诗性智慧。近年来，人们惊呼国民阅读率连续走低，如果追问一下，即使在有限的阅读中，又有多少是唐诗、宋词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朱子说，读书目的在于“变化气质”，因此，守护诗性文化，就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在唐诗宋词的平仄中踏响我们精神的回乡之路，直至我们生命中的诗性机能复活，并开始感觉、体验、思想与劳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改变当下日益“麦当劳化”、“好莱坞化”的文化现状，引领日益粗鄙、机械、商业化的日常世界走向艺术和美。
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未来的世界，绝不仅仅由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抵制理性文化的霸权，才能真正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理应承担的伟大伦理职责，也是对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选稿:丛山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林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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